今天，距离我进入医学院也快有20年了。在小镇成长，然后进入到一所设立在郊外的国內医学院，人生的前25年几乎都在朴实的、浓浓的乡土味中渡过。医学系的课程，有一科便是得下乡亲身体验和学习的社会医学（community medicine）。因为得下乡、有机会接触贫穷的病人和其家属，亲眼目睹他们的生活环境的简陋，很多医学生都被这一幕幕的“苦”激励和启发。

毕业后，我回到槟城。也很巧妙的先后有机会在县医院和西南区县卫生局的大小诊疗所行医。前来求医的绝大多数都是家境相对贫苦的病人。那个时候，医务人员是严重的缺少。于是，工作时间是颇长和累人的。因为学医时期那段难忘的亲身体验和经历，再繁重的医务工作还是欢喜和感恩的完成。

然而，20年后的今天，医学和社会进步了。经济的模式也改变了。医药服务摇身变成了一门引进外汇、刺激国內市场的经济来源。大约10年前，我国开始了医药旅游的这门服务。数据显示，在2007年全马有多达320千余名的医药游客，并且直接开销的医药费高达2.2亿零吉。从中若每民医药游客多花费1千零吉的额外开销，医药旅游为国家赚取的外汇，单单在2007年便多达近6亿零吉。如果依照经济货幣周转模型（economic money cycle model）8-13倍的收入，医药旅游则为国家带来了大约50-80亿零吉的庞大收入。

由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私人医院也多了。政府每年极力栽培的专科医生，因为待遇和工作环境等因素，都相继的离开政府医院。于是，政府医院似乎永远都因医生短缺而无法提供更快速、全面和更高素质的医疗服务。私人医院昂贵的医药费则让绝大多数贫穷的病人和家属止步。

贫穷和疾病有著恶性循环的关系。如何去破这个魔咒，还真的考验政府的能力和决心。想到单单从医药旅游的收入、农业和天然资源丰富的我国，政府有义务和责任继续为人民提供负担得起而又高素质的医疗服务。近期因政府对药物包装的硬性规定使到药物价格暴涨3-5倍、立法规定医疗服务的再次注册和硬体设备的要求、可能因为医生和配药任务的分家(各司其职)、在草擬中的国民保健计划，都势必对病人的经济负担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

经济不景加上医药费的暴涨，势必对病人有雪上加霜的感觉和压力。政府应该更体恤和谅解病苦的人民，往后所有政策的制定应该锁定在提升医药服务水平的当儿，又不加重人民的负担。这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应该有的父母心。

[注：此言论刊登於2009年3月25日光明日报好评版]

by 涂仲仪
执业医生，靠拿听筒维生，理性但不缺感性。有个愿望，想要移山。